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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金莲再世


  富有的朋友往往孩子们少,是教养、知识和智慧使之然,不在于其娱乐节目多也。事实上有钱家伙荒淫的生活,简直不能想象。英国国防部大臣在游泳池畔,光着屁股追逐裸体娼妓,该镜头比起穷朋友在被窝里不安分,似乎更为严重。可是高阶层都有避孕的措施,问题就显得少了矣。美国大学堂女生们,皮包里很多都带着保险套或避孕药(柏杨先生在台湾疗养院看尊肚,顺手拿一本《灯塔》杂志,是一位美国牧师在上面这样写的,非情急乱造谣也,中国大学堂女学生是不是也有如此装备,不敢乱讲)。这可说明一点,富人家的孩子少,不一定是因为他清心寡欲,一个个都是圣崽,而是因为他的花样繁多。呜呼,君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,越是贫民区,孩子也越多,其父母对节育避孕的知识,差不多都愚昧如猪。提倡节育似乎不单纯地限于节育,而是一场向愚昧攻击的苦战。盖有识之徒一手执“圣言”,一手执钢剪,在凉棚底下品着香茗,望着别人卖儿卖女,嫣然而笑,小民们想要脱离苦海,恐怕不太容易。
  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节育论,均是对全世界而发,不是专对中国而发。从前日本人占领东北,成立了“满洲帝国”,曾发明了一种学问,说日本人的体质最适宜吃稻米,“满洲帝国”臣民的体质,则最适宜吃高梁米——没有吃过高梁米的朋友有福矣,高梁米涩而散,难以下咽。但日本人既有如此科学发明,有啥办法哉。后来抗战胜利,“满洲帝国”臣民根据科学研究,也发明了一种学问,那就是“满洲帝国”臣民乃天生吃稻米的,而日本人的肚子却最适宜消化高梁米,于是俘虏营里的金枝玉叶,一日三餐都吃高梁米,有时候还配一点树叶之类的菜肴,真是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
  这种科学是假科学,不但是侵略的、侮辱的,而且也是他妈的。马尔萨斯先生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人口论固非是专为中国而设,认为中国必须减少人口,洋大人却可拼命猛生。世界上越是文明的国家,生育率也越低;越是落后地区,生育率也越高——这只是愚昧问题,不是侵略问题也。美国是一个普遍节育的国家,难道是柏杨先生在打歪主意、洒毒汁,要他们断子绝孙哉?
  马尔萨斯先生人口论是悲观的,认为人口增加不可避免,所以痛苦也不可避免,像胡乃英女士一连生了八个孩子,除了奄奄待毙一途,别无他法。自从曼彻斯特派经济学落伍之后,大家都以为马尔萨斯先生也落伍啦——他当然是落伍啦,但落伍的是他的悲观论,痛苦不可避免论,和多子多女父母天生倒霉论。新马尔萨斯学派则是乐观论者,认为痛苦可以避免,父母们有办法可以不倒霉。
  廖王汤三公加上卢崇善先生,努力反对节育,一位读者老爷来信间曰:“他们跟中华民族有啥大仇大恨,忍心下此毒手?”话似乎不能这么说,如果这么说,便和廖王汤一个模子矣。不过人与猪是有分别的,猪父母生了孩子就是单纯的生啦,而人父母还有无穷的责任,有责任养之育之,使之温饱,使之免于饥饿残废,使之有高尚的品格,使之受到教育。如果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,而只一味猛生,凭其自趋平衡,或靠着天主掉面包,便是猪的办法,不是人的办法也。
  最后,我们介绍一段罗素先生的评论:

  反对节育的人们,假如懂得一点数学的话,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主张人类永远需要不必要的死亡。在过去,大多数小孩出生后来长成即死去,现在较穷苦的地区仍有这种情形。牵连在这种早死中的一切浪费、悲伤和苦痛,都是不必要的。坚持这种学说的人们,对其因独断论而产生的一切痛苦,自不能不负责任。在制造人以外的任何东西时,谁也不会支持这种浪费的理论。假设制造面包的方法,在不知多少年间,使其所做的面包有一半不能吃,又假如有人发明了新方法,依新方法做出的面包,几乎全部都可以吃,而仍主张新方法是坏的,认为浪费也有好处,那能算是贤明吗?坏面包自然没有痛苦,但被浪费的儿童,却不得不在受苦多年后慢慢死去。凡目睹饿毙惨状(柏杨先生再加上一项,“凡目睹卖儿卖女惨状”),而不觉应该设法防止者,他就未免心肠太硬了。假如他不是硬心肠时,他就不会发表他那种残忍的言论。

  (罗同先生来信介绍四月号中文《读者文摘》上,《人潮泛滥和危机》一文,我想大家都一定看到过,不再抄录矣。)
  节育问题,讨论到今天为止,因为有识之徒都自以为爱国爱得要命,所以忍不住再介绍一段吾友潘金莲女士的话。《金瓶梅》上说,西门庆先生把她阁下娶进家门当第五房小老婆后,又和李桂姐在外面辟了第二战场,半个月不回家,潘女士就勾搭上书童,被西门先生痛揍了一顿。当天晚上,她就给西门庆先生上起来洋劲,“百般殷勤扶持,屈身忍辱,无所不至”,然后嗲曰:“我的哥哥,这一家谁是疼你的?都是露水夫妻,再醮货儿,惟有奴知你的心。常言道,家鸡再打团团转,野鸡不打满天飞,恐他家粉头淘坏了你的身子,院中唱的,一味爱钱,有甚情节,谁人疼你?”有识之徒洋洋洒洒提出质询,一副“谁人疼你”的爱国忧民嘴脸,而主张节育的朋友反而全成了淘坏了国家身子的粉头,真教人鞠躬也不是,撅屁股也不是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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