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蟹壳黄


  自从两个月前,公共汽车站变换位置,把车牌改到转角这条马路来,我们才发现这家名为“家乡馆”的豆浆店。那天早晨,凡赶公共汽车,我上菜场,在家乡馆门前,偶然看见已经晒褪色的红纸广告牌上写着:“本店早点油酥蟹壳黄”,我们便第一次迈进了家乡馆。屋子小得厉害,只放了三张小方桌,我们在靠墙角的一张“雅座”上坐下。没人来招呼。门前打烧饼的绿格衬衫少年,一心一意地往灶口里掏那烤熟的蟹壳黄,掏一个,甩一甩手,吹一口气,满面油光,满头大汗,看样子,工作的热情有余,技术不够。店里只有两个人,身后蹲着一位在洗碗筷,缩在那儿,低着头,只看见一条长鼻子。
  “喂!”我喊了一声,有点生气。
  长鼻子没有动弹,绿格衬衫倒回过头来,发现把我们冷落了,皱着眉急忙喊:“喂,招呼人客呀!”
  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广东人,管客人叫人客,我还猜想他是岭东的人。他的天庭高,眼睛深,一身黑腱子肉,不像小本经营的买卖人,倒像什么香港菲律宾来的球员。这一叫有了用,长鼻子慢吞吞地站起来,先把碗筷放好,才移步到我们面前来。我这时看清楚那鼻子实在太长了,不禁想起日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《鼻子》来。也使我想起《鼻子》里描写禅智法师的鼻子有五六寸长,确是可能的;因为眼前这条长鼻子,从根到尖,总也和禅智法师的不相上下了。他整个脸上的肉都仿佛随着鼻子的重量垂下来。他不笑,苦哈哈的;笑起来,阴森森的。第一天我们就有福看到他的笑容,因为他把我们要的蟹壳黄递到对面桌上去了,人家要的甜浆卧白果,他却颤悠悠地端到我面前来。我们这桌和对面那桌的客人,都冷眼看着不言语,他看两边都不动嘴,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,咧嘴一笑:
  “哟!这一早上挨噌挨的,胡涂啦!”
  说着就把两边的早点掉换过。一听这地道的北平口气,我和凡不由相视一笑。鼻子虽长,样子虽冷,对我们,却也有份亲切感。
  以后一连几天,我们都是家乡馆的座上客。因为有人管绿格衬衫叫“小黄”“老黄”,又做的是蟹壳黄,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蟹亮黄”,当然这只限于我和几背地里谈话叫的。几天下来,对家乡馆有了点认识,蟹壳黄是老板,长鼻子是伙计。伙计年纪虽然比老板大了一倍,但是因为地位的关系,不得不时时刻刻挨老板的骂。本来做事就慢,大概被骂了心有未甘,就更加表现他的缺点,以示抵抗吧!有一天蟹壳黄又督促长鼻子做什么,但是长鼻子尽管哗啦哗啦地洗刷碗筷,不动窝儿,蟹亮黄急了,一副气急败坏的相儿,自己横冲直撞地跑到后院去。长鼻子这时才慢条斯理地站起来,一边把碗筷送到桌上,一边面部无表情地自言自语着:“蟹壳黄!属螃蟹的,横爬!”
  三张“雅座”上的六个客人都笑了,我差点儿把原汁豆浆喷出来!我是笑怎么我们不约而同地都给老板起了同样的外号?长鼻子把客人逗笑了,他并不笑,依然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。
  又过了几天,家乡馆忽然贴出新的红纸广告来了,原来是除了油酥蟹壳黄、油条、原汁豆浆以外,又加了“小笼包子”一项,门前也多了一口炉灶和一块案板,站着一条大老黑粗的汉子,在那儿揉面包包子。小屋里又硬摆下一张雅座,把长鼻子所心爱的洗碗部挤到墙角去了。
  虽然添了客人,添了工作,长鼻子的慢动作并没有改变。本来也是,客人吃剩下的碗筷总要洗刷的,如果他放下碗筷去招呼客人,没有碗,他怎么盛豆浆呀?我渐渐地同情长鼻子了。他做事总算是有条理,听说他是剧团解散下来的,我又对他更增进一份亲切感,说不定我还是他的观众呢!不知他是唱什么的?整纱帽,捋胡子,抖搂袖子,一声咳嗽,他在豆浆店里也走的是台步呀!只怪蟹亮黄太少年气盛缺乏同情心了。我常常这么想。
  做小笼包子的这位师傅,是山东大汉,十足表现了他那籍贯的传统性格。个子大,劲头儿足,耍在他手里的那块发面,总有十几斤吧,他把它放在案板上,翻过来掉过去地揉它、拍它,叭叭叭的,那块面,就像一个白胖女人的肉体在挨揍。小笼屉叠了十几层高,层层冒着热气。他不像蟹壳黄那样怕熏,热烟直向他只穿着一件线背心的胸脯上吹,也不当回事。
  我们叫来一笼包子。我觉得包子个儿大了些,像小馒头了,便轻轻对凡说:“大概皮厚馅少,不像包子样儿。”凡还没答话呢,谁知长鼻子正拿醋来,他听见了,冷冷地说了一句:“您吃吧!包子肉多不在褶儿上!”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在挖苦老乡,还是在替老乡说话。包子虽然不算难吃,总觉得不够意思。吃完出了家乡馆,在去菜场的路上我不由得心想:这家乡馆,是算哪个的家乡呢?三个人,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:广东、北平和山东。而广东人和山东人却做着江南风味的蟹亮黄和小笼包子,戏班出身的京油子却当了店小二。
  起初,还表现得不错,除了长鼻子冷言冷语甩几句老广听不懂的闲话以外,其余的两个人仿佛还能合作。因为各人卖各人的,不知道他们怎么分账法?但是我看见他们总把包子钱另外分出来,大概长鼻子是给他们两个人当伙计了。生意那一阵子的确不错,长鼻子更忙不过来了,反正他也不着急,还是走他的台步,只是把蟹壳黄气坏了。有一天凡叫了一碗成豆浆和两笼包子,包子吃完了,豆浆还没来,凡大概犯了他学生时代在饭厅里的脾气,不催也不叫,一手拿一根筷子,轻轻敲打着桌子,表示无言的抗议。这样忍了一会儿,听后面的洗碗声还没有停止的意思,凡便回过头对长鼻子开玩笑说:
  “我们可是干噎了两笼包子了,豆浆怎么样了?黄豆还没上磨吗?”
  这回长鼻子倒是阴森森地笑了一下,仿佛与他不相干似的,竟也玩笑地说:
  “这叫三个和尚没有豆浆吃!”
  蟹亮黄一听急了,赶快配好佐料舀了一碗豆浆,端来时用力“囗尤”的一下顿在桌上,豆浆溅到桌子上,好像是跟客人过不去,其实他是在对长界子发脾气,还急不择言地骂了两句:
  “我不知道北方人是这样地没出息!”他也不管吃早点的客人都是哪里人。
  长鼻子哼了一声没答话,老乡倒开口了:
  “可不能一概而论呀!”
  还好老乡态度不太积极,说完也就过去了。客人们也都没搭碴儿,因为这是他们私人的事,乐得看热闹。只是我们白白地被顿一下,显得蟹壳黄太没礼貌了,但我们原谅他的心情。呆一下,蟹亮黄到后面去了,长鼻子从洗碗部站起来,望着蟹壳黄的后影,冷冷然,慢吞吞地吐出了三个字:
  “南——蛮——子!”
  客人们忍不住哄堂大笑,老乡也哈哈大笑。这时蟹亮黄从里面出来了,又换了那件绿格衬衫。他不明白大家的笑容和对他的注视是为了什么,大概还当是他刚才骂对了,大家在笑长鼻子呢,所以他又侧头对长鼻子不屑地瞪了一眼。长鼻子也只当没看见,迈着台步走到老乡那儿去端小笼包子,顺口又嘟囔了一句:
  “娘儿们刀尺!”
  他明知道蟹壳黄听不懂他这句话,所以毫不顾忌地大胆当面说出来。客人们也没听清楚,我们这桌挨得近,听见了,也在了。他是笑蟹壳黄穿绿格衬衫像女人打扮。蟹壳黄这时又好心好意地问老乡一件什么事,谁知老乡也不耐烦起来了:
  “俺不知道!”
  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这么一句,随后用力打着那块白胖面,仿佛在打他那扔在济南府的女人出气。
  蟹壳黄莫名其妙地回到他自己的烤灶前。空气有点不大协调,老乡打够了揉够了那块面,忽然又感慨地说:“干吗呀!都是大陆上来的!”说完他自己倒冷笑了一声。
  客人们吃完早点算账走出家乡馆,脸上都不免浮上一层笑意,是笑这店里的三人戏。我想着长鼻子的话,走出来还直想笑。凡对我说:
  “对于客人,这真是一顿愉快的早点,但对这三个人来说,却是一个不愉快的合作。”
  “合作是这样不容易的事啊!”我也不禁感慨。
  果然,两个月来不愉快的合作,终于解散。这个预兆,我在头一天就知道了,那天长鼻子又背着蟹壳黄甩闲话了,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吧?他虽对着老乡说,可是故意让客人听见:
  “老乡呀!后儿咱们就颠儿啦!让蟹壳黄一个人摆忙去!”
  小笼包子的红纸广告,早就风吹日晒地变黄了。他们同进退以后,蟹壳黄一个人寂寞地耍了几天,端浆,打烧饼,洗碗,算账,真够他一个人摆忙的。偶然下午从那里经过,还看见他在洗那件花格衬衫。
  门口贴了两天“今日休业”的纸招后,家乡馆又新换了广告牌,太阳照着红纸,发出晃眼的红光,上面春蚓秋蛇地写了几行字:“油酥蟹亮黄”、“油条”、“原汁豆浆”,还有“开口笑”、“生煎包子”。
  蟹壳黄还是满头汗珠,在门口处边做蟹亮黄。灶那边却站着一个细高个儿,鼻子周围一堆碎麻子,正在做生煎包子。包子上洒的几粒黑芝麻,就像他鼻子上那堆碎麻子。玻璃橱里摆满了叫“开口笑”的芝麻团,大平底锅里“缀啦缀啦”的是煎包子声。两个人连师傅带伙计,里外忙个不停,可是另有一番新气象。
  “不知道这位小碎麻子是哪方的人?”坐下来,我就轻声问凡。
  “左不是‘大陆来台人士’!”
  “那当然,我是说不知道是南蛮子还是……”我还没说完,就听见小碎麻子跟客人说话了:
  “谢谢侬,谢谢侬,明朝会。”
  好,不用说,这是道道地地做生煎包子那地方的人了,他们应当能够愉快地合作,因为都是大江之南的人呀!可是不尽然。碎麻子确是手艺好,也许是哪家上海馆子下来的。他仿佛要喧宾夺主,不但不听老板的指挥,而且还要反过来压蟹壳黄一头。两个人常常当着客人的面就说话冲突,广东人说官话,总是笨嘴拙舌的。碎麻子不说普通话,他直接用上海话数叨,又顺嘴又利落,抢上风的时候多。
  有一天一个常去的客人见他们俩吵了以后,笑着说:
  “照你们两个年轻小伙子的火气来看,我们的生煎包子恐怕吃不长喽!”
  因为这只有一间门面的小房子是属于蟹壳黄的,不能合作,总是别人滚蛋。
  碎麻子维持的时间更短,大家还没尝够生煎包子的味道呢,就已经成了陈迹,蟹壳黄又恢复到一人班了。
  虽然只有油酥蟹壳黄一样点心,客人还是习惯到这里来吃早点,这恐怕跟公共汽车站有关系,它占了地利的好处,但是人和却不容易。客人都劝蟹壳黄,合作要有宽恕和忍耐的心肠,如果做不到却要跟人合作,那是徒增苦恼。我们和他也渐渐地熟了,由闲谈中才知道我以前的猜测不错,他确是原籍岭东的客家人,却在岭南长大,中学快毕业了,一个人到台湾来,是个性子憨直,略显急躁,但能勤勉苦干的标准客家人。也许是我自己的身体里流着一半客家人的血液,我知道客家人的性格,就不由得同情他了。可是我以前也很同情长鼻子呢!我想乡土的观念总是难避免的,我在北平住了那么一段长时期。
  想不到家乡馆又展开了一个新的合作。那天早晨我在家吃过早点上街,路过家乡馆,不免向里面瞥了一眼,咦?一个女孩子在给客人端豆浆呢!蟹壳黄低头专心工作于灶口上。添了女职员啦?对于家乡馆好像有了一份关切,它的演变如何,总希望知道。所以第二天我就牺牲了家里的早点,和凡又到家乡馆去了。我并不爱吃什么油酥蟹亮黄,所以自从生煎包子走了后,我只是偶一来之罢了。
  小姑娘有十六七了,听蟹亮黄叫她阿娇,总该是雇的女工。早先就有客人向他提议过说,与其用像长鼻子那样的大陆来台人士,不如找个本地女孩工了。阿娇很乖巧,做事相当利落,眯缝眼,却总是笑意盎然,还不讨厌。
  这回蟹壳黄可支使得痛快了,阿娇这,阿娇那,我真担心他犯了老毛病,又快把人支使烦了,不干了怎么办?
  下午我到报馆去,在家乡馆的门前等公共汽车。生意清闲的下午,阿娇和蟹壳黄很无聊地各据一桌,闲坐着,四只眼睛望着街心发呆,想来他们还是陌生。阿娇是女孩子,总腼腆些,还不如上午客人多的时候活泼呢!
  渐渐的,阿娇不听他支使了,有时他叫不应她,有时她噘着嘴瞪他,但是她把事情都做了,他也就不会像以前对长鼻子那种态度去对付阿娇了。有时他还要挨她的骂呢:
  “污秽鬼!”
  有一天,我冷眼看见蟹亮黄不小心把抹桌布掉进一碗豆浆里,他居然把抹桌布从豆浆碗里提出来,就要给客人端去,被阿娇这么骂了一句,而且抢过来把豆浆倒了,重新盛了一碗给客人。蟹亮黄遇见阿娇有什么办法呢,他只好一声不响地回到灶边打烧饼去了。
  我对凡说:“小姑娘有办法制他!”
  有两次在下午等车,我看见他们俩不那么发呆了,阿娇嘴里哼着歌,蟹亮黄在看晚报。阿娇唱的是宜兰民歌《丢丢铜仔》,几句简单的歌词“火车行到ido amoida丢ale磅空内,磅空的水ido丢丢铜仔ido amo ida丢ido滴落来。”经过阿娇那轻俏的歌喉,好听极了。她一句一句地教蟹壳黄,但是这张笨嘴就学不会。
  “憨客人仔!”阿娇急了,用台湾话笑骂他。这是台湾的闽南人骂客家人的话。挨了骂,蟹壳黄嘿嘿地傻笑。我听了要笑出来,赶快用手绢捂着嘴,很想看他们——看憨客人在女孩子面前是一副什么傻相,但是我不敢回头,只静静地听着,直等到车来了上去,路上还直想,那首歌,不知蟹壳黄学会了没有?
  第二天,我喝豆浆时和阿娇闲聊:
  “阿娇,你姓什么?”
  “姓林呀!”
  “原来我们是本家,你是哪里人呢?”
  “罗东。
  “怪不得!《丢丢铜仔》唱得那么好!”“丢丢铜仔”是火车钻山洞的台湾民谣。从台北到宜兰要穿过许多山洞,兰阳地区的人,从县长到小孩,人人会唱这首民谣。我这么一说,阿娇先是一惊,随后难为情地笑了。至于那位被阿娇称做“憨客人”的蟹壳黄,正工作得很起劲,嘴里还哼着歌,这是他从没有过的现象,一切仿佛在变了。
  又一天的下午,我和凡去看电影,远远看见家乡馆那久空的案板旁,阿娇在工作。是阿娇在练习做包子吗?走到跟前才看清楚,原来是阿娇在案板上熨蟹亮黄的绿格衬衫,那么悠然得意在一旁看晚报的是那位男主人!阿娇抬起头来看见了我,我不知为什么竟向她抿嘴一笑,随后我的眼睛在绿格衬衫上打一转,再看阿娇时,她羞得满脸通红。走过去,凡对我玩笑说:
  “你冲她这一笑,有点不怀好意!”
  “哪里!我不过看了一眼那件衬衫而已。”
  “你说他们俩会不会……干脆他娶了阿娇不好么?”
  凡最喜欢给人捉成对儿,事实上看那样子,两人合作得差不多了吧?不过一个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婚姻,有时也不简单呢!
  有一天几下班回来忽然对我说:“糟了!蟹壳黄又贴出‘本日休业’来,八成跟阿娇又吹了。”
  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如此,门板上着,门锁着。第四天,我早晨提着菜篮和凡走出巷子,喝!老远就又看见家乡馆的广告牌子了。我心中一喜,对凡说:
  “看!你又可以调胃口了,这回不知道又找来什么合作的人?最好是换成馄饨、汤面、饺子、馒头等等,而且也卖官夜的。”
  我这么盼望着,好奇心也促使我直朝着那红纸招牌走去,到跟前,只见那红纸上写了四个大字:
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林喜事


  “哟!”我叫出了声,又惊奇,又高兴。凡在我身旁说:“这才是一个最愉快最耐久的合作。”
  再探头向里看,满屋衣冠整齐的客人中,发现了几张熟面孔,是碎麻子、老乡和长鼻子呀,都满面笑容一团和气嘛!尤其是长鼻子,不知什么事,笑得喝喝的,那鼻子随着脑袋上下颤动,就越发地显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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