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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摇头之意


  恕先生曰:“你说,我不是说李森先生的行为是对的,要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,柏杨先生暨蔡凤呜先生均不能例外。这么一来,难道我也可以如此说:‘我不是说贪官污吏的行为是对的,要知道贪污爱钱是人的天性,我暨你均不能例外’吗?实际上对于一个犯错的人,应当给予适度的指责和劝勉,更进而给予私下的安慰,以使他能改过自新,至于过分的责骂与虐待固属不当,可是分开地指责舆论不对,更是罪恶。”
  恕先生这一段如长江大河,一泻千里,但问题似乎也就出在泻得太快上,最主要的,喜新厌旧之为人类天性,不知恕先生同意不同意也。正因为人性是喜新厌旧的,所以儿童玩具需要不断更换,一个漂亮而价值连城的洋娃娃,玩上三天就不玩啦,对于刚到手的一块烂布却视如至宝。恕先生留神观察没有,你的男女公子,一听说穿新衣戴新帽,就会笑得小嘴合不住,难道他们都是人面兽心,衣冠禽兽乎?男女之间,喜新厌旧的心理,尤其强烈(当然啦,圣崽例外),故爱情需要双方不断努力培养。有两种古老的心理焉,一种是两人一旦发生了性关系,好啦,我已经受到舆论的保护,你不娶,我这么一闹,你就成了“始乱终弃”,非垮到底不可。另一种是,两人结了婚,也同样好啦,双挂号兼铁板钉钉,我也已受到法律的保护,你敢乱动,你就成了“水性杨花”,教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  柏杨先生只是提醒年轻朋友注意到这种天性,并研究适应这种天性之法。爱情也好,婚姻也好,一旦弄到纯依靠舆论和法律来保护,恐怕是保护不了也。至于“贪污爱钱”,则恕先生的大前提错矣,那是后天的玩艺,不是先天的玩艺也。然而恕先生主张对一个犯错的人,不应过分责骂虐待,正是柏杨先生的原意,看起来我们固是站在一条线上的。而柏杨先生尤其主张对于年轻小子,更应特别宽大,加到他身上的惩罚,不应超过他应得到的,更不能用代数学去乱代,而世人对一个人的评论,更不应两值分类。恕先生以为然乎?至于“过分责骂虐待固属不当,公开指责舆论更是罪恶”。这是中国酱缸里特有的“各打五十板学”,过分既然不当,却又不允许指责,则过分的朋友有福矣。再则,“舆论”有啥神圣之处不可以指责?又有啥特权之处不允许指责?恕先生说不应分开指责,仿佛私下指责倒是可以的——呜呼,只有公开辩难,才光明正大;暗下毒手,算啥英雄好汉乎哉?
  最后恕先生曰:“你现在的境遇已经好转了(你自己说过),而还在写那些强词夺理、不三不四的文章惑众,真不可原谅。你以后再发表言论时,要能秉着公正的超然精神,并依据真理,不要再为了迎合部分人的某种不满心理,而不惜强词感夺理、颠倒是非。”
  这就是说,凡是合乎有识之徒心意的,才是“公正”“超然”“真理”;凡有识之徒不喜欢的,或踩了有识之徒痛脚的,就是“不公正”“不超然”“非真理”矣。这种越窗报案式的论断,忍不住还是要照抄如上,以供欣赏,并垂千古。
  吾友萧伯纳先生曰:“世界上讨论婚姻的无稽之谈,多过任何话题。侈谈爱情和坠入爱情一样地容易,而且更不能宽恕。”盖年轻人结婚也好,恋爱也好,都是凭他一时的感觉和见解,没有谁是按书行事的也。不过也幸亏没谁按书行事,否则的话,他简直结不成婚,也恋不成爱。盖这一类的教条多如牛毛,看得多啦,寸步难行,最主要的还是大家所讨论的,往往和实际并不符合。吾友高尔基先生在他的《托尔斯泰回忆录》上,说了一段故事;有一天,他阁下和契诃夫先生,在克里米亚海边散步,瞧见托尔斯泰先生坐在那里胡思乱想,两位大作家蹲到他身边,没谈三句就谈到女人,只托尔斯泰先生一直不说话。到了后来,可能是忍不住啦,也可能是高、契二公缠他缠得没有办法,他曰:“我现在啥也不说,要我说的话,必须等到我已关进坟墓,那时我才会告诉你女人的真相。然后我就喊曰:我已经说啦,随便怎么对付我吧。”呜呼,可惜托先生后来死在辽远而荒凉的小火车站上,没人在他死前提醒他可以说矣。不过也亏得他没有乱发意见,否则他的名誉保持不到今天也。不但他不敢说,萧伯纳先生事实上也不敢说,凯塞林女士曾请他给她编的《婚姻手册》写一篇东西,要是换了柏杨先生,早连夜赶工,限时专送,但萧先生却笃定泰山,不肯动手,他曰:“妻子活着,当丈夫的不敢写婚姻真相。”那就是说,写了准有麻烦。萧先生之能名满天下,大概也和他不写这一类的文章有关。
  然而柏杨先生却写啦。是柏杨先生比他们没学问乎?非也,是柏杨先生比他们二位胆子壮乎?也非也。而是一个人饿得发慌,连银行都敢抢,何况仅不过谈谈爱情乎哉。恕先生说我吃饭时小菜已增为两碟,出门又有脚踏四骑,可以洗手啦。问题是,在目前中国来说,千日猛写不富,一日不写就穷,此是爬格纸动物一致的悲哀,非我一人独自如此也。
  俗云“乱世男女”,言下有摇头之意。乱世男女所以使人摇头,因为在乱世中,普通的道德规范丧失了拘束力。其实不仅乱世男女使人摇头,即令不是乱世,年轻小子和年轻姑娘,也使人摇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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