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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大发明家


  个人主义产生权利义务观念,由权利义务观念更产生权利与责任观念。所以洋大人社会有纳税人组织,小民既付了钱,就要问问这钱是怎么花的,不能把钱扔到狗肚子里。在行为上,俺既有这么大的责任,就要掌那么大的权,或者是,你既掌这么大的权,就要负那么大的责任。刑事上的责任一清二楚,不必细表。政治上的责任虽比较曲折,但原则却是一样的也。
  昨天下午我老人家去一家大衙门找朋友借钱,正好碰上一幕:一个西服店老板,给他的同事送来一套衣料,偏偏该同事不在,朋友就曰:“放到他桌上好啦。”老板曰:“丢了怎么办呀?”朋友曰:“你说啥?我们这里成了贼窝啦。”老板曰:“那当然不是,而怕万一。”朋友拍胸脯曰:“我负责任。”老板曰:“先生,请你代写一张收条好不好?”朋友变脸曰:“你既不相信我,你就别放。”把该老板搞得上不着天,下不着地。
  柏杨先生在旁看了半天,实在想不通。等到老板狼狈而逃之后,忍不住请示曰:“兄台,我得打听到底,如果真的出了万一,那西服不见啦,你能赔一套乎?”他瞪着眼曰:“我也没偷他的,怎么教我赔?”我曰:“那么,你说你负责任,该责任是啥责任?”这句话大概碰到了他的伤疤,半天没言语,只脸上气得一青一红;看情形已到了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的危险之境,立刻仓皇告退。出门后就懊悔不迭,如果我顺着他说,把那个老板骂成有眼不识泰山,他就舒服啦,说不定当场就可借到十两银子。
  呜呼,我们社会上拍胸脯的人多,而对该胸脯兑现的少。刑事上尚且如此,政治上就更鸦鸦乌矣。夫政治上责任,就是“辞职”。跟“辞职”遥遥相对的是“死不放”,“死不放”不但是没有责任,而且是没有廉耻。但这也不能太过度地埋怨,盖事实上有些人教他负责任,也未免冤枉。且举一个放屁之例,你说千万别放,放啦准薰死人,偏偏人有说快放快放,放啦说不定把人薰成神仙哩。你只好隆重放上一屁,结果薰倒了七八个,斯时也,把贵阁下的尊头“喀嚓”一声,恐怕实在不好意思,不要说“喀嚓”一声啦,就是请你卷铺盖,都有点坏良心。
  有责无权焉,有权无责焉,有权利没有义务焉,有义务没有权利焉,是个体主义社会必然的现象,犹如害麻疹的娃儿脸上必然有红斑红点一样。所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毫无拘束地发展时,也不是在一对一的时候,有发展到给玉皇大帝盖瓦的可能。可是一旦要群体而上,不麻烦大啦,好像一群刺猬上阵冲锋,一方面要跟敌人拼个“千万人头落地”,一方面还要你刺我一下,我刺你一下,还没有看见敌人哩,自己已鲜血淋漓,身受重伤。嗟夫,是刺猬先生不知道合作之利乎?抑不知道团结之利乎?实在是被别人刺得受不了,而自己也刺得别人同样受不了。于是,再结实的阵线,只不过表面热闹。
  袁晴晖先生月底曾给柏杨先生来过一信,本月初又连接到两信,虽然是信,却好像两篇论文,忍了半个月,仍忍不住,还是要抄出来,以供读者老爷拜读。不过要声明的,柏杨先生凡是恭录意见相近的私函,总是事前征求同意。有些不同意的,就秘密珍藏,或遵嘱烧之。有些同意的,或告以某句某段应删应改,则遵照删之改之;或告以全文可登,就全文不动。但袁先生这两封信,虽然在口袋中揣了这么久(我老人家没事时就掏出来看看,快看得稀烂啦),仍未征求他的同意,盖接了上次之信后,我就写信对他老人家谆谆告诫,他老人家回信曰:“阁下以为我不走正路,恐怕我功名富贵前途受影响,为我担心,其实用不着担心,我已早受影响啦。”既然袁先生不教为他担心——而且袁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,说实在的,也没啥可担心的,倒是柏杨先生真需要担心也。
  袁先生第一信曰:
  大作引用我们中国伟大发明家说:“我们自己不争气,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,反而穷气乱生,怪老祖宗不对。”其实发明家这些话有其道理,足以为我们的糟糕历史增光。我觉得,在历史上,先圣先贤不少,但不肖的祖宗似乎也太多,有如恒河沙数,与先圣先贤数目一比,简直不能比。糊涂混蛋的帝王,阴险残酷的权奸,卑鄙无耻的奴才,不胜其数,做出人间多少冤枉悲惨之事,做出多少罪恶耻辱之事。此古人之所以慨叹于君子道消,小人道长,谗人高张,贤士埋没,黄钟毁弃,瓦罐鸣也。
  ——柏杨先生插嘴曰:“岂止历史上的瓦罐雷鸣而已,举目四望,瓦罐朋友林立,雷鸣之声更是震耳,大概于今虽烈,于古已然吧。”
  袁先生信上续曰:
  读历史,忠臣受害之惨,看小说,良民受祸之烈,不觉掩卷三叹。至于其他,如阉男子之阳,缠女子之足,不许出闺门等于终生监禁,令寡妇俄死守节,更惨无人道。童养媳,抱媳郎,买卖童仆,世世做家奴;广蓄姬妾,淫乱家庭,迷信鬼神,以扶乩卜封决定军国大事和个人行动……凡此种种,真可谓不胜枚举。我们伟大的发明家,把我们这一辈人骂得很对,我们既有如此众多的不肖祖先,做成历史上如此众多的罪恶,对人类欠了这么众多的债务,自然要我们这些后生代先人来赎罪还债了。假如我们还不觉悟,来努力赎罪还债,国家民族前途,还有希望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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