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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烛其奸


  说拼音字说得太多,颇有点心跳如捣之感,就此暂停,且回过头来介绍我那位朋友。他阁下那天晚上前来拜访,直闯辕门,在敝桌上拿起敝大稿,第一个反应前已言之,他感叹曰:“你的字真难认呀。”其实只要王景棠先生一个人认识就行啦,等变成铅字,就眉清目秀矣。他阁下第二个反应是恍然大悟曰:“怪不得你赞成孙观汉先生的哲学:‘有好话不应等人去了再说。’原来孙先生捧了你,把你捧出后劲,想教别人也捧你呀。”说罢此话,用一种洞烛其奸的眼光,洞烛了我足足五分钟之久,然后扬长而去。
  呜呼,幸亏他扬长而去,否则他尊头上有挨我一破鞋的危险。要说孙先生夸奖了我老人家,或赞扬了我老人,这道理不通,要说孙先生“捧”了我老人家,他的炉火就未免太茂盛矣。夫“捧”这个图案画,不知道能不能译成英文,我真怀疑英文中有没有这么一个恰当的字。从前一位英文奇好的作家译《红楼梦》,译到“贾宝玉初试云雨情”,把“云雨”二字(如果拼了单,就是一字矣)译成cloud’and’rain,不能说不对,但只是字对,不是意对。后来天良发现,又改为make’love,意虽对啦,那股劲却不对。同样地,捧和赞扬,是两回事,捧里可能有真正的赞扬,也可能没有真正的赞扬,即令有真正的赞扬,也不见得是纯粹的赞扬,更不见得是含有敬意的赞扬。盖赞扬是就事论事,没有其他目的,而捧却有点副作用——可能是感情上的副作用,也可能是物质上的副作用。故有捧电影明星的焉,有捧歌星的焉,有捧舞女的焉,有捧酒女的焉,既捧她们的艺,又捧她们的色。但并不是到此为止,还有下一步哩,俺为你花了这么多银子,摸摸玉腿总顺理成章吧。胆敢不教俺摸,好个狐狸精,你拿俺当冤大头呀。除了捧女人,也有捧男人的,穷斯滥矣努力捧大享,小官崽努力捧可以给他官做的大家伙,书店老板努力捧作家,画廊努力捧画家,补习班努力捧大专联考第一二三名。心里可能真也啧啧称赞,但也可能根本就没瞧得起。
  捧和赞扬实质上有区别,只有畸形人缺少这种纯洁情操,总认为天下没有纯洁的赞扬,而只有功利的捧。柏杨先生一直有这么一个毛病,遇到朋友升了官,或遇到朋友得了啥奖章奖金,总写封信贺贺。不过反应似乎很教人皮紧,有的曰:“那老头,不嫌拍马屁太迟了点呀。”有的曰:“异想天开,他准想借钱。”对任何一种纯洁的情操,都一定往邪恶里塞,这是时代的气质,无可奈何。但我老人家还是照写不误,盖这正是一个寒暑表,谁要是有这种念头,他就“武大郎放风筝——出手不高”。
  酱缸蛆不但不相信别人有纯洁的情操,也不允许别人有纯洁的情操。不幸遇到别人表达了纯洁的情操,则既妒又恨,遂英勇抽筋,盖不如此就不是传统文化矣。孙观汉先生提倡“好话不要等人去了才说”,是一种绝高智慧,不是因为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,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灵性上的贡献,对任何人都应如此。即令柏杨先生果然因他说了我老人家的“好话”而投桃报李,也并不损害这个原则。柏杨先生除了自我吹嘘的那些毛病,喜欢锦上添花外,就是遇到了好文章,或遇到了好议论,或遇到了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镜头,也忍不住要写封信去表表我的敬意。写这些信的目的可不是铺铺路,以便开口借钱,而是一种共鸣。他如果比我伟大,他可以知道有人崇拜他、佩服他;我如果比他伟大,他可以知道有人欣赏他,喜欢他。这些都是鼓励。
  中国文化中似乎责备多而鼓励少:你做了一百万件造福人群的事,没有一个人有动于衷;可是你只要跌了一跤,则“《春秋》责备贤者”,你越贤,他越责备得凶猛。还不如索性跟柏杨先生一样,坏到了底,让他无法下嘴。即以画图案画动物而言,一辈子歌功颂德,也不见得轮到领文艺奖文学奖——如果是燧人氏的徒弟,钻得奇紧,当然可俘它一个,而且还可同游世界一番,不过,这种圣人门徒不多乎也。而只要你一字用差,就闲在家中坐,祸从天上来矣。美国前任国会议员周以德先生在美国国会中,为我们中国说了几百火车好话,甚至被他的政敌给他上尊号曰“中国选出的议员”,可是他得过中国同胞的赞扬乎?有几个小民写信给他乎?报上说,他如果不为中国说话,而为任何一个国家说话,恐怕感谢的函件满坑满谷矣。所以弄成这个样子,原因很多,主要的原因应归根于中国人的淡漠。感情淡漠绝不会产生爱心,而只会产生猜忌。而赞扬是需要爱心的,没有爱心,想赞扬都赞扬不出来。好比说,柏杨先生如果遇到从前偷过我老人家的那位小偷先生,即令刚喝了圣人汤,我能请他下小馆,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乎哉?
  记不得在啥地方看到一篇文章,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,一天不知道挨了多少骂,妈妈气得要死,就宣布她是一个坏女孩。于是那么一天,该小孩子忽然变乖啦,安安静静吃饭啦,仔仔细细洗脸洗手啦,不哭不闹,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。晚上,她睡到床上,辗转反侧,啜泣起来。妈妈大惊,问她为啥哭,她抽咽曰:“我今天是不是一个乖女孩呀?”妈妈曰:“当然是个乖女孩。”小女孩委屈曰:“可是你没有说我是个乖女孩呀。”做妈妈的这时候才恍然大悟,抱着她泣不成声。呜呼,小女孩做错了事,受不完的责备,可是做对啦,却听不到一句赞扬,无怪伤心欲绝也。
  一般人所以对活着的人不肯赞扬,原因太多,除了妒火中烧,烧得有口难开,还有别的缘故。其中之一跟“地位”有关,即令心里偶尔有股冲动,可是一思一想,俺是个啥啥长,而该家伙不过一个卖烧饼的,我要是对他表示佩服,成何体统乎?盖君子不重则不威,俺必须努力重上一重,才能向别人威上一威,如果不知自爱,竟跟小孩子(或糟老头)搅在一起,这脸就丢到红毛国啦。在这种传统文化之下,官才辈出,而人才凋零。
  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先生,现在当然成了国宝,人人对他有说不完的景慕。可是他阁下生前不过一个到处奔走,谋事借钱,受尽了白眼,最后终于困死在破屋里的不走正路人物。他如果今天还活着,有谁肯睬他一眼乎哉?他阁下还是小焉者,大焉者像吾友孔先生——别瞧每年祭孔之日,百官乱挤,而孔孟学会,更是头目如云,可是他生前不过一个私立学堂的教习,如果今天还活着,又能有谁睬他一眼乎哉?说孔丘先生未免顶尖过度,那么蒲松龄先生却比曹雪芹先生还要小一号,他既未考取留美,也未考取大专,不过一个乡下穷苦的土豹子,深更半夜想一想,又能有谁睬他一眼乎哉?
  反正是,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有那么一条,就是吝于赞扬——尤其吝于对活人赞扬。要赞扬的话,也得等该家伙翘了辫子再说。一九三六年夏天,柏杨先生曾看过一场话剧,该剧是谁编的,已忘之矣:有位画家老爷,画得千好万好,可是却硬是成不了名,画也硬是卖不出去。后来他的经纪人给他出一个馊主意,教他装死,盖死啦之后,就一定有知音分子大赞扬而特赞扬也。画家老爷最初不肯,可是肚子饿得难受,只好出此下策。于是乎,他的尸首躺到灵堂中央,妻子伏到他身上放声大哭,一面哭一面按住他不准他爬起来,盖一些爱才如命的家伙,正在那里用高价买他的画哩。
  这个话剧结局,很出人意料,等到爱才如命之辈撤退之后,妻子笑得像刚吃了个屁,赶忙把白布拉开报告好消息,可是万万料不到,画家老爷竟真的死啦。呜呼,他为啥真的死啦,原因不明。是经纪人毒死了他,以便捞一笔乎?抑是妻子大人毒死了他,以便承受遗产乎?又抑他阁下心脏衰弱,听了那么多平生从没有听到过的赞扬,而画又卖了平生做梦都梦不到的大价钱,高兴得一气接不上乎?我们不知道,不便细表。但有一点是真的,他死啦,死啦之后,他既成了名,也值了钱,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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